巴黎骚乱，“革命老区”遇到新问题
文 | sega
在网上，巴黎向来被戏谑地称呼为“革命老区”，以表达广大网民对富有反抗精神和造反传统地巴黎群众们的敬意。
在历次巴黎“革命”事件中，最为我们耳熟能详的，莫过于1793年的大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了。前者被看作是近现代世界的起源，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取代王权贵族成为历史舞台主角；而后者则被马克思本人盖章认定为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象征着无产阶级的觉醒和崛起。可以说，在近千年的人类历史主线剧情中，巴黎人民做出了堪称开天辟地的划时代贡献。
也正因此，时值大革命230周年祭之际，又恰逢世界局势剑拔弩张、全球经济水深火热之际，当这个革命老区又燃起新的战火时，不能不让人回忆起往昔的峥嵘岁月，这让许多人对这次巴黎骚乱寄予了相当多的期待，希望巴黎能再一次推动主线剧情的发展，带领人类进入新的剧本，这未免有些刻舟求剑式的教条了。
另一方面，很多人又因为参与冲突的人群种族属性的因素，将其判定为种族和宗教因素而导致的矛盾，并进一步发出移民占领法国进而导致法兰西斯坦衰落的结论，却又失之简单粗暴。
在传统历史神学叙事中，大革命和巴黎公社都被赋予了相当程度的“神化”色彩以彰显其代表了解放、启蒙、进步的伟光正特质，极力渲染夸大以巴黎为根基的启蒙主义思潮的作用价值，多少带了点机械降神的味道。
而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解读中，又过多聚焦在了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旧生产关系不匹配所带来阶级对立冲突的一般性规律上，忽视了巴黎能够多次成为这种冲突爆发土壤的特殊地位，以及这种特殊性所折射出的深层意义。
而讨论巴黎的特殊性，需要从两个坐标基点出发，第一个是巴黎在法国内部的特殊性，第二个则是法国在欧洲世界（某种意义上西方视角下的全部世界）的特殊性。
首先是巴黎在法国内部的特殊性。众所周知，欧洲国家有着较强城邦自治和邦联组织传统，大部分国家内部大都存在多个规模较大、政治经济地位各执胜场的多个中心城市，比如德国的法兰克福、柏林、慕尼黑，意大利的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西班牙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等等。
但是巴黎在法国则极其特殊，无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处于绝对遥遥领先地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把我国的北上广深港打包到一起组建一个绝对中心城市，对全国构成绝对优势。法国有句脍炙人口的民谚：出了巴黎就是外省，就道出了这一现实图景。从大仲马、巴尔扎克、福楼拜乃至普鲁斯特等人的著作中，我们都能看到巴黎人对外省人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优越感和傲慢感。
造成这种巴黎一城独大现象的因素很多，有历史沿革、地理区位、经济蹭累乃至统治民族更迭等等，可以一直追溯到几千年前，展开介绍几本书都讲不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下科林·琼斯所著的《巴黎传》这本书，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这里笔者不多赘述。
总而言之，由于巴黎长久处于法国内部断崖式领先的地位，他在几百年的时间长度上持续进行了我们当代人非常熟悉的中心城市虹吸边缘资源的过程，在不断强化自身优势的同时，也造成了法国其余地区的长期边缘化。
这种边缘化未必代表了贫困衰退，但势必会造就一大批自小立誓要“啃巴黎白菜”的于连们，让他们满怀着野心与不甘，沉默地混迹在巴黎的下水道里，却坚定地看向圣母院的高塔。
贫富差距自古存在，但多个中心城市的存在可以有效分散这种差距所带来的虹吸效应，避免过度“折叠”。一方面食利阶层会分散，从而导致依附于这一阶层的服务型人口也不会在某一城市聚集太多；另一方面，多个中心城市分布式向周边辐射，能够极大降低边缘区域范围，让更多人能够安心留在乡土生活。
但巴黎和外省的中心-边缘结构过于显著，就更容易产生不平衡与极端化——作为中国人，我们对六镇起义，安史之乱，黄巢造反这些故事都不陌生，长期被政治经济边缘化的群体，一旦出现机会，“chaos is the ladder”，就更容易迸发出破坏的力量。
而巴黎这种，长期聚集了大量对中心区域保有强烈敌意人群，而且没有可以拿来当靶子的备胎的城市，隔三岔五来一次暴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几百年前如此，现代巴黎也是如此。
很多人简单把本次法国动乱和美国“零元购”类比，认为法国乱象纯是移民国家导致的——但大家忽略了，法国并不是一个致力于吸引移民的国家，他的入籍和永居要求都很高，这些人其实都是法国视角下的本国人——曾经的法属殖民地居民，他们涌入巴黎，本质上也是传统的外省进京的传统逻辑。
而这一点，就涉及到要讨论第二个特殊性了，那就是法国在西方世界的特殊性。
法国之所以可以构建起巴黎这样一座巨型城市，容纳如此之多的食利阶层和服务这些阶层的脱产人口，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堪称是一个巨大的奇迹，这离不开法国自身中央集权的高度发达。
我们都知道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政治传统主要是松散封建式的，“所谓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有别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是难以汇聚全国资源供中央使用的。但法国特殊就在于他是欧洲最早诞生的中央集权国家之一，在法国的基本盘整合基本完毕时，德意志地区和意大利地区还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下，伊比利亚半岛上卡斯蒂亚，阿拉贡，纳瓦拉和葡萄牙还远远没有完成整合，甚至光复运动还没有最终完成，从而使得法国比一般欧陆国家更能够调动全国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这也让巴黎和法国的这种结构进入了一个正向的循环——
法国通过做大巴黎来扩张王权，而不断扩张的王权能够帮助法国调动更多的力量进行欧陆争霸，并以争霸的战利品以及军功所提供的上升通道来维持庞大的巴黎和王权，安抚那些被边缘化的外省人们。
但这个循环里有一环属于“惊险的一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那就是对外扩张胜利。如果打败了，一方面动摇了王权威望，引发更多的挑战和野心；一方面也失去了战利品和军功，难以满足和安抚底层的愤怒与不甘。
那么在汇聚了全法国矛盾这么一个躁动不安的火药桶里，自然会激发起更大的冲突。我们可以发现，历次较大的巴黎动乱，往往都伴随着某次对外扩张失利或者不如预期。比如路易十四早期的投石党叛乱，就是法西战争的旷日持久和损失惨重；大革命的爆发直接源自法国在七年战争的失利以及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一无所获的慈善行为；巴黎公社则是普法战争惨败的直接后果。
历国历朝历代打败仗都很常见，但一打败仗首都人民就会造反，可能还真是法国和巴黎的重要特色和优秀传统，不能不说这和巴黎和法国的特殊性所导致的。现在我们可以下暴论了——
在注定不平等的社会里，将全部的不平等集中在一个中心，能形成最大的虹吸真空，最大程度、最快速度、最高烈度地集中整个体制的资源，同时也必将集中最广大的愤怒和不满。这一结构稳定就取决于能不能资源集中换取的优势来赎买愤怒与不满。
这也就要求法国构建两个中心-边缘体系，一个是巴黎为中心、外省为边缘的内部集权体系，一个是以法国为中心、外国为边缘的外部世界格局。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仰赖，双方互为表里，因果向嵌，仿佛一个莫比乌斯环，任何一点出现问题都会整个剧烈断裂，这就是巴黎之所以成为革命老区的原因。
而之所以巴黎还能历经动乱而维持自己法国中心地位，恰恰是因为无论波折，法国在过去几百年间，或多或少都还可以维持自身在世界文明圈的中心地位。在近代史之前的野蛮时代，这点要靠打赢战争；而在现代的文明时代，则要靠经济掠夺。
但现在，革命老区遇上了新麻烦。
在全球化尚未成型的年代，世界大大小小还能存在多个互相重合的经济圈，法国还可以找到或者构建起一个或多个以自己为中心之一的经济体系，来维系和平衡本国的内生自爆压力。但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小规模产业链和经济圈迅速瓦解，被全球一体化大循环的产业经济结构消解吸收，法国也注定需要在全球化的经济权力结构里重新去发现和寻找自身的平衡点位。
但是正如巴黎在法国中心地位会不断强化自身而挤压边缘，甚至不断将半中心城市边缘化的进程一样，法国在国际体系里的位置也面临着相同的处境。
现代经济无非围绕金融和工业展开。而在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工业体系中，法国都处于较为尴尬的半中心位置，并在美国金融潮汐和中国工业结构化转型的冲击下不断向着边缘滑落。当不能取之于外时，自然要想办法取之于内，这一逻辑在全球大部分国家可能都好使，但正因之前我们讨论的内容，这种做法在法国所造成的波澜却格外剧烈，这也导致法国越来越难以维持一个庞大的巴黎中心。
2018年，因为法国在气候协议中的让步，被迫把柴油税每公升上调了6.2%，而无对应的补贴手段，引发了“黄背心”抗议活动，多达上百万民众参与了抗议示威，持续近一年之久，动乱范围之广影响之大远超本次，示威群众和军警伤亡好几千，最后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降税再加上军队镇压方才勉强化解，烈度之大不亚于一场小型战争。
2019年，又因为马克龙试图以财政负担过重为由计划将法国42种不同养老金合并为单一系统，意味着数百万工人将一直工作到62岁法定退休年龄之后或者领取的养老金远远低于原来的数额，最终招致了一场涉及数百万人的大罢工，并引发了暴力纵火事件。
2023年，为缓解养老金压力和政府赤字，马克龙又试图提出退休改革方案，包括提高最低退休年龄和增加养老分摊金缴费期限，这一政策招致了长达数月波及数千万人次的罢工和示威，多次发生暴力和纵火事件。示威在3月25日当天达到最大烈度，单是巴黎周边地区就有900多处被纵火，警方拘捕超过450人，441名警员受伤。
回过头再看本次法国动乱，在经济下行、通胀高企、债务高涨、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爆炸的法国，任何一点火星都有可能激发起剧烈的爆炸。我们如果过度聚焦于这点火星的特殊性，试图通过民族、信仰、年龄、肤色或其它什么背景来给这场暴力闹剧总结规律、归类分析是注定徒劳无功的，他就仿佛萨拉热窝射出的那颗子弹，抑或阿拉伯之春中自焚而死的小贩一样，只是恰好而已。
有部分人认为这次行动是美国策划的试图把马克龙搞下台，或者给和中国走得太近的他一点震撼警告，这未免有点过于重视“境外势力”了。当然，话说回来，正如我们之前分析的那样，法国内部固然存在其结构性的不稳定，但往往导致内爆的因子都和其在国际局势所遭遇的挫败抑或困难息息相关。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趋势下，寰球同此凉热，法国失去了对自身外部环境主导权甚至影响权，自然只能比以往更加频繁的自爆泄压。
金融危机，能源危机，产业危机都不是法国造成的；疫情流行，俄乌战争，中国崛起也都不是法国能够控制的，然而这些都极其深刻的影响着法国，点燃着法国内部火星——这可能是一千多年前雨果·卡佩定都巴黎以来，法兰西第一次面临全方面失去对自身命运掌控而被世界边缘化的挑战了。
我们作为局外人，一方面自然会暗自庆幸我们不是正遭受这一挑战的那方，另一方面，也当引以警醒，从中领悟到如果避免我们重蹈覆辙的经验。